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我国政府专门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的。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讲：“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自此，由我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发起设立的“亚投行”这两大战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踊跃参与。

两大战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压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三条路线：一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二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我国政府同时加快了“亚投行”的筹建。“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亚洲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作为普遍成员加入“亚投行”。

三个思考

思考之一：两大战略有何重大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充分展示了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其中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净资产达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据统计，我国如此巨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是“负收益”，主要是60%的对外资产是中央银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而近60%的负债却是外商高收益的直接投资。“亚投行”的设立，将拉开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时代。更主要的是“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有机结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两大战略举措的顺利推进，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影响力、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

思考之二：“一带一路”巨额的基础设施投入，天量资金从何而来?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不止包括修桥建路，还有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建设等。此前，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年至2020年，仅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以上，资金缺口非常巨大。因此，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主动拿出了真金白银：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已顺利启动;倡导成立“亚投行”，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亚投行”热。“亚投行”主要业务范围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太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借贷、股权投资以及担保等)，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等行业。

思考之三：安全和利益如何保障?风险如何防控?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在进行深刻改变，各国面临的政治和发展问题异常严峻。“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地区安全、民族宗教、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巨大差异和分歧。比如途经中东、中亚等大国间博弈区域、中国南海敏感地带，以及近几年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利比亚、苏丹、缅甸、安哥拉等国的政治变化，部分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颠覆，部分来自种族矛盾，使国家陷入长期混乱之中，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崩塌，给我国投资带来巨大损失。

如何处理好各国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避免冲突、管控风险，实现和平与发展，是摆在“一带一路”实践层面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首先是要与途经国家达成相互信任、合作多赢的共识;其次要有巨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作支撑;第三是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障;第四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力量。比如“亚投行”的设立，就要争取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

四点建议

一、四川要抢抓机遇，迅速对接“一带一路”，把四川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还要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借助“一带一路”这个大平台，寻找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和产业转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注重招商引资“引进来”和产品出口“走出去”的同时，要鼓励产业、企业“走出去”。四川是西部资源大省、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产业体系完备，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我们要聚焦铁路、电力、通信、建材、机械装备等比较优势领域，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以国有、民营等形式，灵活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等方式，带动我省钢铁、水泥、装备制造等产品和产业出口，对内缓解产能过剩，对外促进相关国家扩大就业和经济发展。一些建筑材料、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化工、机械制造在我省是产能过剩行业或落后淘汰产业，但在“一带一路”途经的很多国家也许还是新兴产业或者急需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四川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等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机场等方面的建设能力已经在全国领先，与此相关的产业都可以更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向世界，奠定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我国执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但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建议一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提供平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建立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财政激励政策，比如建立“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三是变财政补贴为财政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加大对青年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农民创业和进城(厂)务工。只有把农村多余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才能进行，四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三、四川金融应在支持四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像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建设没有“亚投行”推动就无法实施一样，四川金融推动四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用巨大。一是可加大对我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与投资的资金支持力度，支持我省企业抢占区域投资和贸易发展的优势地位，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空间;二是能积极探索与“亚投行”、丝路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国内金融组织的创新金融合作模式，为四川发展争取更多融资;三是能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四、组建四川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截至2014年底，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1.06万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总额(5.6万亿元)的19%，居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全国第五位;贷款余额0.56万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总额(3.6万亿)的16%，居全省第一位，全国第五位;全省农村信用社总资产1.5万亿，净资产834亿元。这是多么巨大的金融资源。因此，建议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基础上，由全省各县市(区)农村信用联社和省属国资企业共同发起，组建四川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好处是：(一)组建了一家由省委政府管理的，机构遍布省、市、县(区)、乡的全省最大、四川人民自己的“本土银行”。目前，重庆有自己的“本土银行”三家：重庆商业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和三峡银行。而我们四川只有一家“本土银行”——成都银行，且服务区域仅在成都市，这与成都要建成西部金融金融中心地位极不匹配。(二)组建四川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将为四川实现多点多级支撑发展和“两个跨越”的兴川方略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替代。(三)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联合银行与各县区联社(农商银行)都各为意义上的公司法人，以资本为纽带，靠股权来联结，产权清晰。现在省联社是受省政府的委托，管理各县(区)农村信用社(农商行)，联合银行成立后变行政指令式的管理为企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和管理，符合中国银监会和《公司法》的要求。(四)有利于发挥全省农村金融的整体优势和防范金融风险等。如果不组建联合银行，按照中国银监会将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要求，这巨大的金融资源将分散瓦解到民营和各县(区)域，形成主要以县(区)为独立法人的股份制小微金融企业，金融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整体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