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位于中国腹地、西南内陆。这里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线，经济指标却和北上广一样敏感。

“年初的数据一出来，我心里就感到不太对劲。”四川省省长魏宏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如此谈及他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感受。

中国经济增长快速发展30年，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既拉近了内陆省份和沿海城市的距离，又让人清楚丈量两者之间的差距。

三线建设在四川遍地开花，不少企业曾经辉煌过，现在却类似包袱。在川央企爆出巨亏，省属国企缺乏亮点。在绵阳长虹，生产一台电视机只剩下十几块钱的利润。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多有举债。最新一次财政部摸底，四川地方债务规模已排在全国前面位置。

2015年全国人代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到四川团听取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魏宏汇报说，“四川经济总量占西部12省区的五分之一，工业产值和消费总量也分别占西部12省的四分之一。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个西部占五分之一。”

魏宏说，西部地区发展的重点在四川，四川是重要的回旋余地。魏宏继而向中央“求援”，他说，没有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回旋余地。

去年以来，中央政府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抽去招商引资的杠杆。

2014年底，国务院出台62号文件，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四川省做了一个调查，全省有410个项目在启动，但是优惠政策没有完全兑现，涉及6600亿元的投资;还有290个招商引资项目签了约，但是政策没有兑现，一直没有启动，涉及3000多亿元的投资。

“如果不能给企业一定的优惠，不能在投资环境上创造一定的条件，企业和项目怎么能到西部来?”魏宏说。他建议中央政府在部署全局性工作时，应该充分考虑西部特殊情况。

在省内，魏宏将抓经济作为第一要务。“经济稳不住，就业就稳不住，结构就调不了，改革也推不进，民生也没有保障”。

但地方政府工具箱里的“宝贝”却不那么丰富。例如，货币和财政政策是中央既定的，地方上只能贯彻落实，但使不上劲。

魏宏说：“我们一方面调动自己能够调动的资源稳增长，一方面不停呼吁政策上要重视解决地方政府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既然数量不济，更需要将工具价值最大化。今年4月份以来，四川省政府出台四个方面的重要文件，全力阻止经济下行压力。这四个方面分别指向工业、投资、融资和消费四大领域，共计36条，外界称之为“36计”。

此次出台的稳增长措施，是一次瞄准靶向的精准出击。在融资端，文件要求政府出手，帮助企业维持资金链运转，推行政府应急转贷资金;在市场端，四川省政府提出，大力推广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模式，支持“四川造”拓展省外、国内和海外市场。四川还加大新产业的引资力度，着眼于长远，为经济培育新动力。

谈到政府介入市场，魏宏认为，四川是后发地区，后发地区要特别强调政府作用。“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时期，有些事情市场不感兴趣，有些事情市场没有力量去做。实现‘稳增长’，政府干预是有效组织形式。”魏宏说。

调低目标“喘口气”

财新记者：您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于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怎么认识的?

魏宏：我总结了一下，国家层面“稳增长”的政策，从区间调控到定向调控，采取的措施刺激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把财政政策用好，大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投入，带动社会资金投入;二是灵活使用好货币政策;三是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用市场活力来对冲经济下行;四是国家层面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稳增长与惠民生搭配。地方政府要把握好中央精神。有些领域，地方使不上劲儿。比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给定的。地方的办法，主要在操作层面上发力。针对稳增长的主要矛盾，如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其中，关键就是要稳定投资增长，稳定工业增长，稳定消费增长。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宏观调控具备多种目标，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体现了多种价值取向。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时候，这是应该坚持的。但是面对现在这么大的下行压力，一定要抓主要矛盾。如果经济稳不住，持续下滑，结构调不了，就业没保障，改革推不进，民生也没保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财新记者：具体怎么看现在经济的下行压力?

魏宏：经济下行压力大是很明确的现象。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是：工业生产明显下滑，投资增速回落，财政收入下降，外贸进出口下降，先行指标不理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重。

今年春节以后，四川农民工外出受到影响。沿海制造业企业很多关门，大量企业生产、经营不行，吸纳农民工的能力肯定受影响。

四川省还有特殊性。我们有9000万人口，工业产业层次很低。整体上服务业比全国低8个百分点，人均GDP只占全国水平的7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平均值要低10个百分点。

就四川来讲，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占国家的十二分之一。全国的农民工2.6亿，我们有2450万，占十一分之一。

四川省经济体量接近3万亿元，2014年能够实现GDP增长8.5%，相当不容易。今年，经过反反复复研究、分析和测算，我们把增长目标调到7.5%左右，经济也要喘口气。

财新记者：“稳增长”方面，四川的主要支撑靠什么?

魏宏：主要抓投资、抓工业。去年四川交通投资1300多亿元，投资量列全国第一;铁路投资量全国第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列全国第一。

通过投资实现即期增长也能解决结构调整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投资同时在推。

四川希望把存量做优、增量做大。我们传统产业占7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占25%左右。存量和增量一块抓，不是简单调结构。

如果一些传统产业放任让市场调整，那一调整就调整没有了。过剩产能淘汰，如果不注意节奏，很多人很可能就没饭吃。现在很多传统产业有很好的市场，如果用信息技术加以改造，传统产业也能升级发展。

比如说日本马桶盖的问题，你说马桶盖算传统产业还是现代产业?其实它是机械制造，但它融入电子化和智能化，就成了新技术产品。

如何形成回旋余地

财新记者：你前面提到，四川是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这是个什么概念?

魏宏：在今年“两会”上，我给李克强总理汇报说，去年中国经济最终能在合理区间运行，证实了总书记和总理指出的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回旋余地，从区域上讲主要在中国的西部。现在国家层面在加大力度规范各种政策和规定，这是对的，但我认为，这些规范既要体现全国共性，也要照顾到地区差异。如果不考虑差异性，回旋余地就很难形成。

我提了一个观点，“没有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回旋余地”。

财新记者：四川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撑?

魏宏：在全国“两会”四川团的会议上，总理特别强调指出，清理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清理恶性竞争、不合理的政策。现在西部地区，已有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只要地方财政能够平衡得下来，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把握。

设想一下，如果现在中部、东部和西部政策完全一样，企业怎么会到我们西部来呢?我们希望国家层面系统研究这个问题，对西部的支持构成对中国经济回旋余地的支撑。

围绕招商引资、土地利用、政府融资及债务方面，多方面的政策都是政府在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规范是需要的，但是出台的时机和节奏要把握。

财新记者：地方债全面收紧对四川影响大不大?

魏宏：这次财政部要求核定地方债务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排名靠前。这必然影响地方新增债务的发放。但是我们的地方债务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恢复重建垫高了债务基数。

恢复重建不是修旧如旧，要借恢复重建实现升级换代。如果以前是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那就没有意义。

2013年，四川又遇芦山地震。国家规划编制灾后重建资金近1000多亿元。中央给了460亿元，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因为自然灾害支持地方的最高比例了。可是还有500多亿元要地方负担。

四川由于特殊原因，政府有一定的债务，但从财政上讲是在合理范围内的。现在，一方面要加强债务管理，国家对债务实行总体控制，另一方面还要多种渠道解决政府融资问题。

重构政商关系

财新记者：四川是重灾区，这两年多来的反腐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吗?

魏宏：从根本上说，反腐斗争是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过去几十年，资源配置方式依靠过去那样政商关系互动。这推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带来很多问题。

反腐斗争将彻底规范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起新的政商互动关系。目前处于一个转型期，大家都在适应。

对四川来说，集中精力抓发展，经济稳增长的任务很重。这个时期各级干部更不能推卸责任。

四川现在面临若干重大机遇，比如天府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绵阳科技城享受中关村政策，成都第二机场获批立项等。四川正蓄积力量，会有一轮新的发展。

我个人主张，后发地区要强调政府作用。市场确实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一个地方，特别是在稳增长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政府对经济有效的组织和干预，是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

四川在目前阶段，要把政府的作用研究好、发挥好。

财新记者：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你一直强调政府的作用，是怎么想的?

魏宏：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两句话：一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言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发展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

如果全由市场决定，那就不存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了。

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国家层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稳增长”，体现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去年如果放任市场调整，结果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发挥政府的作用，关键是要在“更好”上下工夫。怎么叫“更好”，那就是发展最有效、稳增长最有效。如通过改革措施调节经济走势;通过要素供给调节经济运行;通过公共投入弥补市场失灵等。

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有那么多老问题没解决好，那么多新问题出现。政府如果不下力气去研究解决问题，我们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大的摆动。